环评启示

安全天地

  法治是必然方向



　　在环评机构的背后存在着两种力量的博弈。这种博弈表面看来是在横向的和纵向的政府部门之间发生的，但就其本质而言，是新旧两种行政模式之间的冲突。旧有模式漠视法律(圆明园动工前没有依法进行环评)、忽视科学(没有经过充分的法定论证程序)、轻视民意(直到工程即将结束才被公众知晓)，而新的模式恰恰相反，它会给法律、科学和民意以充分的尊重。如果圆明园工程一开始就按照新的模式进行操作，绝对不会留下现在的“后遗症”。

　　需要说明的是，两种模式之间的冲突是社会转型、政府转变执政方式过程中容易甚至是必然出现的现象。

　　中介机构处在这两种力量的对峙中间，难免受到“夹板气”，权衡风险之后，也形成了他们集体“失语”的结果。要彻底解决圆明园事件，必须让新的执政理念取代旧有的执政模式，走法治之路——没有经过法定的手续，就要补办；没有经过充分的征求民意，就要召开听证会，并让媒体进行充分报道。



唯一选项是科学



　　对有资质的机构来说，对工程做出科学严谨的正确评价，是他们的法定责任和义务。

　　但是，往往一些国际通行的监督机制，移植到中国后就发生了变异，中介机构作出的报告成为任人摆布的玩偶，中介机构所做的工作，不过是将委托单位的委托项目包装为“合格”，然后从中收取评估费用。

　　中介机构能否具有权威性，除了其本身的技术实力外，还要有赖于官方的认可。为了使政府部门认可，只能顺着政府部门的意见办，昨天为了突出经济发展，不合格的项目可以说成是合格项目，今天为了突击落实某项新的政策，合格的项目也就可以说成是不合格，合格与不合格的原则不是掌握在科学的手里，而是依赖于权力者的感觉好恶决定。

　　中介机构在市场中不应讨好某一方，也不应委曲求全，而应科学地对待承接的业务，用科学的技术手段保证自己作出的结论，才能健康发展。



探索成长的机制



　　如果我们更深层次地看，众多环评机构不愿“开口说话”，其实并不是一件孤立事件，是多种因素促成的。

　　让环评机构开口说话，最关键的还是要想方设法让《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真正发挥作用。

　　据报道，长期从事环评的专家推断说，不是环评本身难度大，而是拿出一个让各方都满意的环评结果很难。如果认为防渗工程对环境无害，则无法面对心存疑惑的公众；而如果认为其有害，则一定要有官员承担巨额投资失误的责任，这种问责所形成的压力使环评机构担心未来的生存和发展。

　　再有，以往的环评报告都属于“内部资料”，而圆明园的环评已成为公众话题，对此进行环评也让众多环评机构有所顾忌，止步不前。

　　相比之下，安全评价行业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。不仅是这个行业刚刚处于起步阶段，而且还没有制定出一部国家法律来保障安全评价的实行，致使很多企业认识不到安全评价的价值，很多政府部门也看不到安全评价能够起到的社会作用，安全评价机构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阻碍更多。

　　如果能有一部《安全评价法》，如果能有更加成熟的机制，安全评价机构才能够真正成长起来，发挥其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。



制度保障责任感



　　清华大学接受委托之后，圆明园环评事件大致可以画上：—个句号。但是，事件中种种舆论给予了安全评价行业从业者很多启示。

　　如果说，一个中介机构没有能力承接某个项目而主动请辞，那么，这不仅不应该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，相反，是应该受到褒奖的，因为它恰恰说明该机构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。现在的问题是，这家具有甲级环评资质的机构并不属于这种情况。

　　显然，其“先接后辞”的背后，不仅仅是单纯的经营问题，而是社会道德责任问题。

　　中介机构是承担监督责任的社会组织，公平、公正、诚信、社会责任是必不可少的，其中尤以社会责任为核心。那种为了一点经济利益而不讲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的行为，那种出于这样那样的考虑，置职业道德于不顾、规避社会责任的行为，都将是不利于自身行业健康发展的，都是会招致社会道义谴责的。

　　安全评价机构从事的工作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也在考量着从业机构和从业者的社会责任。但是如何让安全评价机构能够承担起这份沉重的社会责任，不是光是批评和反思就可以了，更要行动起来，通过必要的制度建设，让其能够承担起社会监督责任，具备应有的社会道德。